地图开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地图之问”与清代国土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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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赠送了一幅德国人绘制的我国清代的一幅地图，由此产生了习近平的“地图之问”。

默克尔赠送的中国地图是18世纪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霍曼及其家族成员哈斯制作的地图，原图是法国地图学家德•安维尔（D•Anville）在1735年制作出版的《中国新地图》。而德•安维尔的地图又源自于清朝康熙皇帝的《皇舆全览图》。

此图1708年由康熙帝下令编绘，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测量，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四十万分之一。我国清代辉煌的地图成就，没能促进我国随后的测绘科技的发展，反倒成了为国外列强觊觎我国侵略我国的实用工具。

2015年6月14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对康乾年间的地图辉煌发出了“地图之问”：

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国家主席习近平1735年的中国地图

习近平的“地图之问”，提示着清代科技发展、舆图制作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清代的地理测绘与舆图制作技术，如康熙时的《皇舆全览图》在当时世界上，在绘制技术和绘制规模上都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后世地理学家翁文灏认为：

翁文灏

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己告竣。

《皇舆全览图》的绘制前后耗时十几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清朝皇帝是基于何种目的，如此费力地去绘制全国的地图？是为了进行国家控制的政治目的，还是基于其他兴趣的？地图与国家控制有什么关系？地图与边界的控制又有什么联系？明乎此，则我们或能见及清代主权观念形成与边界控制的若干面向。

在帝国疆域扩张，国家治理日渐巩固的过程中，频发的边界纠纷，严重扰乱边界秩序，这促使清朝统治者开始关注边界地图的地图测绘活动。

康熙帝对全国的地图绘制活动非常热心，而且为了对本国领土边界范围有更加确切的知悉，清朝耗费十几年的时间，委派西方传教士，运用先进的绘图技术，绘制全国地图，以增强其帝国治理的能力。

两起涉及逃人与测绘人员的界务纠纷案件，对康熙帝加大国图测绘项目力度的决策尤为重要，一是根特木尔逃人案，二是朝鲜人参务案。

根特木尔世代居住在西伯利亚尼布楚。1653年，当俄国哥萨克人到达根特木尔居住的地方时，为了避免向俄罗斯纳贡，根特木尔离开祖先世代居住的地方，逃到清朝控制的满洲南部地区。

根特木尔离开之后，俄国哥萨克人占据了他的生存地。后来根特木尔与清朝一起反击俄罗斯的侵略。但是在1666-1667年，他又从清朝的军队逃走，将自己和其他40名家族成员置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后来又有300多名其他部落民众也跟着他，进入俄罗斯的控制。

康熙帝对根特木尔逃离一案尤其重视，强烈要求俄罗斯返还根特木尔等逃人：

“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

“……并以先年逸去根特木尔归我。乃背前约，入我边地，扰害打虎儿索伦，焚劫飞牙喀、奇勒尔。今故命将出师永驻额苏里。尔若离我边境，还尔本土，以逋逃来归则已，否则，我亦纳尔逋逃，即往来之人亦必擒戮……”

康熙帝明确表示，如果根特木尔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清朝拒绝与俄罗斯进行更多的贸易和外交关系，清朝要求根特木尔必须回国，边界地区必须维持和平康熙帝如此在乎根特木尔，是因为根特木尔案件与清朝帝国的安全利益密切。但相比之下，除了对根特木尔及其部落的担心，对明确中俄疆界，建立有效边境控制的考虑则是其更深层次的考虑。

1685年的朝鲜参务案则更直接地危及测绘人员。清朝协领勒楚和他的一帮手下，奉康熙帝的命令，调查长白山的边界地区的地形，并绘制边界地图。勒楚一行人等来到一个叫三道沟的地方，这个地方靠近鸭绿江边。

而就在同时，有一批朝鲜人非法越界三道沟，因为三道沟盛产高质量的人参，他们在三道沟采集人参。这28个人都是中朝边界地区的边民。当时清朝官员发现了非法入侵者，双方发生战争。最终结果是朝鲜人开枪射杀了一个清朝官员。清朝官员向皇帝报告了这起边界纠纷案件。

“礼部议覆，差往朝鲜国审事、护军统领佟宝疏言：朝鲜国王李焞，前屡次获罪，俱荷皇上洪恩宽宥，理应益加恪慎。乃平日不将人民禁饬，以致韩得完等二十八人，违禁越江采参。复擅放鸟枪，将钦差绘画舆图官役打伤，殊干法纪，请将该国王罚银二万两，以警疎纵。”

这件事情就成了朝鲜与清朝之间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朝鲜国王知道了清朝官员在边境地区被本国越界采参的边民杀死的事件后，非常惊慌失措。国王让人去调查事件发生具体情形。

在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内，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朝鲜人都被抓获。朝鲜国王对其进行初步审查，并等待清朝派来的官员进行进一步调查和处理。1685年，康熙帝派来的官员来到朝鲜调查此案。调查了为何边民要进入清朝的边界内，以及为何朝鲜国没有对他们的越界行为进行禁止、他们如何拥有鸟枪等问题。

清朝对这起事件也特别重视，礼部、刑部皆题奏处罚：

“礼部题，……有奸民韩得完等违禁采参，擅放鸟枪，杀伤官役一案。皇上始遣大臣严讯。犹念小民犯法，其主或未之知。仅以约束不严，罚锾示警。”

“刑部等衙门题，朝鲜国韩得完等二十八人，犯禁采参、鸟枪打伤绘舆图官役，应将为首韩得完等六人，及为从金太成等二十二人，俱拟立斩。其约束不严，失于觉察之咸镜道节度使尹时达，平安道观察使朴尚，咸镜道观察使李秀彦，三水郡守李观国等，应各降革调用有差。韩得完等六名著处斩立决。金太成等二十二人，俱从宽免死，减等发落……”

最终所有的越界的罪犯都被处决，还有两个地方官员被免职，五个官员被降级。朝鲜国王李焞特地致信康熙帝：

“臣忝守外藩，奉职无状。从前边民屡越疆界，触犯宪典，辄蒙恩宥，恒怀感惧，时加严饬。不意边地奸民见利忘生，冒禁采参，其罪已不容诛，况将绘画舆图官役，放枪伤害。致烦遣官降敕，严加警责。臣惶恐震越，无地自容。会同敕使，将各犯韩得完等二十八名严行鞫讯，并按律拟罪，恭候圣裁。

对这些罪犯的严厉惩罚，以及朝鲜国王的行为是为了避免清朝与朝鲜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除此对相关人员进行严惩之外，康熙帝还要求朝鲜赔偿白银2万两。康熙帝之所以如此严惩，盖与所伤者为展示象征性帝国权力边界的测绘官员。

这两次案件非常明确地提示着控制边界人口流动的重要性。边界纠纷的频发让康熙帝明白，为了限制边界地区的人口流动，更为了从根源上杜绝边界越界事件，必须尽快划定边界，其中既有主权观念的需要，更是实际治理的当务之急。

因为边界线一旦划定，双方的各自管辖控制的领土区域就非常明确，有利于加强边界线内外的人口的管理。从此，全国范围内一系列的国境地图测绘项目开始以更大规模和规格迅速展开。

康熙帝很早就有认识到地图的政治价值，并将帝国的地图绘制工作提高到了空前的规模。他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习到测量技术，学习几何学，学习测量北极星高度的经纬度测量法，学习如何测量悬崖的高度等。

在噶尔丹战争结束后，他委派耶稣会士为他绘制一幅皇舆全览图，这个地图囊括了整个帝国统治区域。清朝致力于广泛地实地测绘、测量和边界控制，力图把所有帝国内的事物都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

据1736年法国杜赫德所著的《中华帝国志》记载，1700年，康熙帝先命令耶稣会士绘制了北京附近的地图，并且康熙帝亲自校勘，认为这个地图技术相当准确，“远胜旧图”，才开始让他们制作全国各省地图。

1707年，康熙帝让耶稣会士制作了一幅长城地图，这个地图也绘制成功。耶稣会士开始通过实地测量绘制满洲地图、热河地图、黑龙江的地图。接着他们绘制了北直隶地图，这些地图的准确性也经过了康熙帝的检验。

1710年，开始在人烟稀少的领土绘制地图。最后，耶稣会士调查中国其他省份，通过各种天文和地理测量，总共确定了641个地区的经纬度。地理学家翁文灏认为这一工作非常重要，为前所未有之重要贡献：

翁文灏

于是关内十五省及关外满蒙各地，皆经测量成图，为中国往来未有之大功，迄今尚为中国地图之最重要根据

康熙帝测绘全国地图的顺序如下表所示：

清朝绘制全国地图，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康熙帝向传教士表示，绘制全国地图这件事“对国家至关重要，将不惜一切代价使之成功”，并选派官员督办，让地方官员配合传教士的实地测量活动，同时提供测绘所要求的一切物资耶稣会士张诚在日记中描述： 

皇帝派耶稣会士实地绘制两河之间地区的精确地图，以便他能随时看着地图，考虑如何重建此地被冲毁的一切，确定在何处修筑新堤，在何处开挖引水沟渠。皇帝命令安多、白晋、雷孝思和巴多明诸位神父绘制这一平面图。

皇帝陛下向他们提供了完成这项工作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并命令两位官员，一位是宫廷大臣，一位是钦天监监正，督办，令其寻访精明强干的土地测量员，绘图员和熟知当地地理风貌之人……

1710年7月22日，皇帝命传教士向萨哈连乌拉进发。因为俄国人从稍西的尼布楚顺流而下只须数日即可进入大清的疆域。为了防止与俄国人接壤的边界，皇上已经诏令在江南建成一座城，名为萨哈连乌拉和屯（黑龙江），由一名副都统（满语称之为梅勒章京）率八旗兵驻守。

……是图于12月14日制成，尽管图上颇多空缺，皇上仍感到满意，因为这使他得以了解这块新的领地，而该地对于大清的安宁是如此重要。

此段日记描述的测绘活动，体现了清朝一边在边界地区测绘，一边还要维护该地的安宁，防卫俄罗斯的入侵。边界地图测绘与领土主权的维护实际上一个双向互动，主权观念的兴起促成了地图测绘的项目，而地图测绘的精确化，又使得主权的边界从模糊变得明晰。

边疆地区的测绘也大致如此。但是，由于西藏地区比较特殊，可能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皇帝没有委派西方传教士亲自实地测量，而是派自己的人接受训练之后，再去实地测量。

“对于西藏，虽未能由耶稣会教士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但至少是根据多种确切的资料编绘，并由皇上直接派遣几名鞑靼人去西藏测量了旅程距离，这几名鞑靼人实现接受过传教士必要的训练，懂得数学知识。”

 “朝鲜地图是取自该国王宫内所藏地图，在两国边境上有传教士校正……”

有关朝鲜与清朝的边界地区，清帝也是如此细心缜密地去绘制地图，即使有现成的地图，还是让传教士一一去实地校正，以防止领土界限有误差，以确定自己管辖和控制的领土范围，明示领土主权。

张诚

1698年5月17日……本月24日，安多神父和我就要动身前往鞑靼地区，康熙皇帝要派我们和三位宫廷大臣一起去绘制最近臣服于他的喀尔喀部的地图，此次旅行将历时5个月，我们将在这片荒漠中行走约800法里。

神父甲

1698年5月25日……昨天，张诚神父和安多神父启程去绘制鞑靼地图，这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区……那里只有群山、湖泊和小河，他们要时常在那里忍受酷暑严寒并忍饥挨饿。

上述日记，说明边界地图的绘制与主权的关系密切。只有稳定了边界，只有当喀尔喀地区完全的臣服，才能在该地区绘制地图。也只有在边界地区绘制地图，才能更加有利于控制管理该地区。

神父乙

在执行这项任务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警惕指出的多得不胜枚举。

皇帝把对他的帝国至关紧要的任务委派给我们，为了不辜负这位贤明君主的信任，同时也希望求得皇上的庇护，这对要在他的帝国里弘大基督教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信念驱使我们跨越了在从事如此浩繁的工作中所不可避免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出于至诚，甘之若饴，自愿继续在帝国的东西边境和相隔适当距离的若干地点，反复进行日食观测，测定经度，以校正绘好的地图，但因全图已经告成，而且皇上已感到满足，我们以为要使他再进行这项新的并非完全必要的工作是不适宜的。

上述日记从侧面显示出，耶稣会士实地测量全国地图，是在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实地测绘全国地图的确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经过数十年的实地测量，绘制成各省区域地图，各地区地图最终汇总，绘制成《皇舆全览图》。由此抽象主权概念中的大清国土与疆界，终于成为映射于图纸上的具象的象征空间。

康熙帝将绘制成功的全国地图取名为《皇舆全览图》，这个名字，就反映了康熙帝希望将整个帝国内的领土都纳入其视线范围内的愿望。皇舆全览图的完成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这个地图让清朝统治者掌握了整个帝国的空间知识。

皇舆全览图

在《皇舆全览图》的制作中，运用了先进的科学绘图技术，而利用这种技术绘制出来的地图，既扩展皇帝的视野，同时也限制了皇帝的视野。扩展皇帝视野，是因为清朝皇帝开始对自己的统治空间领域有明确的认知，而限制视野是因为，在那些不能详细调查的地区，或者那些信息不够准确的地区，地图上必须被空着。

在《皇舆全览图》中，长城以外的西北边界地区是空白的，准噶尔地区的地图，也只包含了几个地名、粗略的山脉和河流，还有很多空白的地区。因为清朝直到1720年代才控制整个地区，1760年后，清朝征服新疆后，清朝地图上这个地区的地名数量才剧烈增加。

地图作为一个知识传播的途径，的确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统辖者希望地图能够尽量详细，因为越详细的地图，就越能够了解自己所控制的领域。但是统辖者又不希望地图过于详细，因为一旦地图内容过于详细，当地图被印刷并被广泛传播后，地图也为其他人打开了视野，这种空间内容的暴露，对统辖者来说，可能成为一种威胁。

所以统辖者限制地图的印刷和传播。即使在今天，各国对地理图像的控制还是很严格的，因为现在的地理信息技术处理的地理图像有时准确得让国家军方人员感到紧张。所以地图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被统辖者强力控制，视为国家安全控制的重要手段，反之，亦因其重要性突出，而成为国家主权与治权的象征。

来源：雅理读书（版权归原作者及刊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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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雪    审核 / 付航     荐稿 / 蔡丽华

指导：万剑华教授(微信号wjh18266613129)